诗经《公刘》篇里有“公刘笃，于胥诗原”之句。句中这个“原”，指的就是西周时所称的“大原”，也就是今天庆阳市的中南部地区。历尽千年沧桑，庆阳的地名也多次更易，但能够成为庆阳代称的却只有“陇东”。其实，“陇东”是指陇山(六盘山)之东的平凉、庆阳广大地区，但享有“陇东粮仓”美誉的惟有庆阳。

    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陕甘宁三角地带，西北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市，西南与平凉市毗邻，东南与陕西省的延安、咸阳市接壤。除与咸阳市相临的几县地理条件稍好一些外，周边都不是富庶之地，而庆阳又何以称“陇东粮仓”呢?

    其实，庆阳自古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塬面平坦，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和，年均降水量480毫米～660毫米。据《史记·周本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今庆阳)之间。”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等十几代人就是在这里“务耕种，行地宜”，“教民稼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止基乃理，爰众爰有”。《诗经》中《七月》、《公刘》篇的这些诗句，正是周先祖自邰迁豳，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历史，以及“居者有积仓，行者有里粮”的生动记述。正因为有了陇东这样一块群山环抱的肥沃土地，才使“奔戎狄之间”的周先祖得以繁衍生息，才有了“周道之兴自此始”，有了先周煌煌基业的开端。

    秦时庆阳属北地郡，是秦王朝抵御西戎的屏障。在当时交通极不便利、粮草难以从关中北运的情况下，庆阳这片丰饶的土地，便成为秦统治者眼中的战略要地。于是便推行移民政策，招募大批内地人垦荒屯田，发展农业，以解决成千上万的戍边士兵的给养问题。处在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过渡地带的庆阳，随着朝代的更替，农业也有过兴衰沉浮，但汉唐及其以后见于史书记载的饥馑年份不算很多。北宋以后，陇东已逐渐成为稳定的农耕地区。这时，虽多受宋与辽、金战争的袭扰，但在范仲淹任知庆州之后，这里便出现了“羌汉之民，相踵归业”的局面。陇东高原上呈现出一派“陇麦欣欣绿，山桃寂寂红”的景象。明洪武年间，庆阳涌入了大量移民，人口的大迁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庆阳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向前迈了一步。到17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清同治年间，声势浩大的回民反清战争在陇东大地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在这场战乱中，回军十八大营之所以能在董志塬上长期驻扎，一则凭借于庆阳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更主要的还是依赖庆阳的丰稔。

    陇东地区土壤肥沃，只要硝烟不再，风调雨顺，只要耕者有其田，百姓乐其业，不论董志塬，还是它周围的山头峁顶、沟台湾掌，都会长出葱茏的庄稼。1934年，当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陇东建立了以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随着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庆阳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1939年这一年，环县送交的救国公粮达40多万斤。1941年，华池县七天征粮15万公斤。1941年、1942年两年，镇原送交公粮多达282万公斤。从1934年到1949年，庆阳老区共交公粮2.2亿公斤。作为老区，就粮食供给方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此，当时在陇东分区和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前辈的口中，便出现了“陇东粮仓”这一美誉。至此，“陇东粮仓”就不胫而走了。

　　新中国建立后，庆阳农业技术革命取得了迅速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大量引进，机耕、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药物拌种、配方施肥、地膜保墒等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得到运用。在推进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同时，加快了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改善，通过兴修水平梯田、条田，发展水利，改善了农业基础条件，使庆阳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粮食生产始终走在全省前列。在保持粮食自给的同时，以较大数额的余粮支援国家的建设。1955年，一次向北京、河北、青海、西安、兰州等省市调出粮食3618万斤；1974年，向外调出各种粮食3400万公斤，油料39万公斤，支援大城市和工矿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庆阳的粮食生产一年上一个台阶。“七五”期间，粮食产量平均以13.74%的速度增长，每年进入国家储备和流通领域的夏粮都在1亿公斤上下。“陇东粮仓”由此被人们所认可。

　　庆阳是全省重要的产粮区。近年来，庆阳广大农民面向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使“陇东粮仓”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年粮食总产保持在百万吨上下，特色农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创造了“陇东粮仓”这一历史辉煌的庆阳人，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铸造“陇东粮仓”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