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csqyang@ntu.edu.sg）

dr. shu-qing yang, maritime research center,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e-mail: csqyang@ntu.edu.sg

  从太空上看地球，地球是一个兰兰的水球，大陆只是漂浮在水面的几叶扁舟。以固态、液态和汽态存在在地球上的总水量为13.86亿立方公里，平铺在地球上，平均水深为2718米。然而，96.5%的地球水存在于海洋；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只占总水量的2.5%，而且其中87%是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人类能够利用的只是江河湖泊及地下水的一部分，只占地球总水量的0.26%。地球上全部河流、湖泊及沼泽的总水量为19万立方公里，地下淡水为1053万立方公里，大气水总量为1.29万立方公里。大气水资源量虽然不多，但活动能力最强。

  全球降水最大的地区往往在高山迎风面，但崇山峻岭一般人烟稀少；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都是沿海地区。据统计，全球75%的人口聚集在离海洋不到300公里的地带。这一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质肥沃、物产丰富、舟辑便利，更主要的是这里淡水资源相对丰富。随着地球上人口的不断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越来越稠密，致使供水压力越来越大。由于降水和人口分布的不匹配，水环境问题成为人类仅次‘温室效应’的第二大问题。

  据测算，大陆上降雨的一半形成径流，白白入海。一旦河水泛滥，傍大江大河的沿海地区，就会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纵观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与水奋斗的历史，逐水而居的历史。如果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历史前进的一个动力引擎，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水争斗是人类前进的另一个动力引擎。人类对水的依赖就同鱼儿对水的依赖，没有与大江大河旱涝灾害的斗争，就没有古代文明的诞生—埃及文明起于尼罗河、中华文明来自黄河之畔、印度文明源于恒河、古巴比伦文明倔起于两河流域。虽然战争和杀戮可以减少一个种族的人口，但只有缺水才能灭绝一种文明，少水的城市或国度虽也能繁华一时，但终必消亡。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说到底就是逐水而居的历史，与水奋斗的历史，就是自然界不断给人类施加灾害危机，从而不断促使人类产生新方法，新思路、新技术、新学说…，使危机和压力转换成人类前进的动力。

  科学昌明的今天，水灾害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减少。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８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减灾日”指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与水有关的洪水、干旱和荒漠化给人类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不仅夺走大量生命，而且每年全球损失高达１０００亿美元，相当全部自然灾害 损失一半。 ‘19世纪人类为煤而战，20世纪为石油而战，21世纪将为水而战’ ，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国疆域辽阔、河湖众多，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水患始终是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心腹之急。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与旱涝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上有“治国先治水，治水即治国”之名训。大禹不靠文治武功，仅靠治水成功就可以登九五之尊，受万代敬仰，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江河安澜、风调雨顺一直是当政者孜孜以求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发生严重的旱涝灾害，则民不聊生，灾民四起、弱肉强食、占山为王、最终改朝换代。历朝历代的政治人物，无不重视治水，其中不乏成为水利专家的。以康熙皇帝为例，将黄河治理、京杭运河的航运与’削藩’并列为最重要的治国三件事，潜心研究，并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最终成为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水利专家。近代的孙中山、毛泽东等对水利更为关心，如三峡工程由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南水北调最早由毛主席所提出。

  现在，我们的水危机不仅希望解决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期盼的旱涝灾害，更添加了新的内容，即水污染治理。所以，概括起来说就是‘水多、水少、水脏’，即：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三者构成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甚至可以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制动器，阻滞现代化的实现。三大挑战中，又以缺水最为严重。我国是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13个国家之一，人均拥有水资源总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4。当前，我国干旱缺水的省区（市）达20多个，其中15个省区市处于严重缺水的边缘。在全国600多座建制市中，有2/3（约400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50多个。因为缺水，我国每年减产粮食几百亿斤，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因为缺水，我国荒漠化土地的面积已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而且每年仍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沙漠已经逼近北京；因为缺水，中国北方基本上是有水皆污，有河皆涸，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直接动摇人类及一切生物的生存安全。可以说缺水已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危机。当生物圈中的动植物不断减少甚至灭绝的时候，难道离人类在此区域绝迹的时候还远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正是人类居住环境优劣的指标和量度计。

  虽然‘水多、水少和水脏’是人们谈论水危机的主要内容，但依笔者陋见，水危机还应包括荒泊化。显而易见，荒漠化、沙尘暴正是缺水的必然结果。目前，水利系统没有将之纳入水危机之中，恐怕与‘植树造林归口于林业系统’不无关系。实际上，只要缺水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要使荒泊不长草、不长树都难。所以，从理论上讲，荒漠化的治理应纳入水利系统的范畴之内。

  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好的一面，也必有坏的一面。人人尽知污水不好，但污水也有好的一面，如作为植物的肥料、鱼类的饲料等；洪水也不仅是灾害，也是财富，只不过目前我们放手让这‘不尽江河滚滚流、流的都是金和油’白白入海，缺水的天津在1996年就非常大方地让84.6亿方淡水入海，随后几年却忙于黄河调水解渴；2002年7月黄河调水调沙，使26亿方淡水入海，随后华北、山东赤地千里，干旱人蓄饮水困难，此时却大谈特谈缺水问题如何影响工农业生产。这一切都说明干旱和洪涝的关系在现实中被严重割裂。行政分割，水利系统只负责赶洪水入海是这种局面出现的背后原因。不仅仅对污水、洪水的好处认识不够，对泥沙的好处认识不足，含沙水流起码有吸附污染物、净化水体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些灾害性物质的反面研究，并从实践上利用他们。

  如果要认真研究和找出‘水多、水少、水脏和荒漠化’的应对之策，有必要先总结讨论人类在应付这些灾害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洪水灾害，中华民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五千年前一场源于大禹和他的父亲关于‘封堵洪水’和‘疏导洪水’之争，对我国治水方略的影响直至如今。洪水来临，则是全民总动员，千方百计导洪入海，这是目前我国和全世界所采用的基本策略。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五千年前失败者的‘封堵方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任何对立着的矛盾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矛盾的主从两个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封堵和疏导洪水这对矛盾体中，古代由于受制于其科技水平，积极疏导洪水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成为治水的必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五千年以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封堵方略’有可能逐步转化和升级为主要矛盾方面，主导今天和将来的治水方略。大禹父亲的方略之所以可以主导今天和将来的治水，主要有如下几种原因：首先表现在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在最大程度上对灾害洪水资源化，因而存在这种需求；第二，目前，人类已可在几十个小时内截断长江三峡，在技术上已具备了大规模封堵洪水的可能性；第三，人类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就是疏导向封堵逐渐转变的量变过程，堤防建设、围湖造田、海涂围垦等实践清楚地表明：人类从来就是以封堵和疏导的两手治水的，量变的不断累积必然是质变，虽然质变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可能早一点由此人提出，也可能晚一点由彼人提出，但结果是必然的，注定了大禹父亲的方略将主导现今和将来的治水实践；第四，目前千方百计导洪水入海了事，全然不计接踵而至的干旱缺水，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是将‘旱涝灾害’这一对孪生兄弟割裂开来，分而治之的策略，洪水和干旱的关系实际上是辩证的、统一的、可相互转化的。

  同理，水脏和荒漠化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其统一性表现在：作为生活污水和轻度工业废水的‘脏水’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含有大量的氮磷营养物，这种污水直接排放于清洁水体中必然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但这种污染物同时又是花草苗木生长的必不可少的‘肥料’。正如同我们不宜割裂‘干旱与洪水’这对矛盾体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对‘水脏和荒漠化’分开来研究，分开来找出各自的解决办法，而应该从他们自身的规律上，相互转化的规律上，寻求大自然本身固有的答案。反思一下目前我国和世界对付荒漠化和水污染问题是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呢？我们是否在其内在的联系上作得不够呢？

  鉴于以上认识，笔者在注意到大量洪水白白入海的，大量污水危害江河湖库的基础上针对全球和我国的水危机，提出如下对策：

  一、通过海洋水库群，拦蓄入海淡水，解决沿海、近海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就是在各河流入海口营造海洋水库(如采用围海造田法)；沿海岸线作渠/管道将各海洋水库相连，实现跨流域调水；沿各河流建闸和泵站，从海洋水库提水沿河道输往内陆，从而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二、采用‘清污分流、蓄清排污’解决水污染问题，通过向荒漠地区引污水来抑制沙漠扩张，减轻河道污水排放量，从而达到改善荒漠化和河道水生态环境的目的。

  三、通过封闭河道中下游地区的湖泊，并设置大功率泵站，将平原地区的湖泊改建成可调蓄的‘水库’，结合上游河道已建成的水库，联合调度，解决洪涝灾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