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科研项目的论证来讲，能否一次做得时间长一点、做得充分一些，别明年又重复做论证！”有人建议。

    “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把部门利益说成国家利益，让大家跟着这个指挥棒走，然后又把集团利益说成部门利益，让大家跟自己的指挥棒走。因为集团利益处于一种博弈状态，所谓“国家利益”也在变化，“部门利益”也在变化，因此，“指挥棒”自然也随之变化。

    有科研人员发牢骚：“现在很多东西很差劲，今年让你干这个，明年又让你干那个，而且还是不同标准。标准改变了以后，你会突然发现以前孜孜以求的东西现在已变得一文不值了！跟风总跟不上，很郁闷！”

    关系学的疲惫

    僧多粥少，古已有之。依靠人脉去获取资源在国内外都有，拉关系是一种制胜的诀窍。“在中国，制度的因素使你不这样做行不通，是傻子；在国外，这么做你会羞于启齿。”

    “我认为不止40% 的精力要放在搞项目申请上，特别是学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是刺探消息，你首先考虑的不是写本子，而是想方设法了解这个项目的意向是给谁，你有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或者你有没有可能从那里分一杯羹。有的人甚至已经演化为‘掮客’。”

    这种很沉重的现象在社会上不是少数，“我们不能说这是中国人的本性造成，而应该说是制度、机制诱发的”。

    项目申请如何公开、公平、公正？有人认为科技腐败已经成为限制和阻碍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老一辈科学家治学严谨、认真，现在一些‘老板式’的科学家却腐化了，项目评审基本听不到公正话，没有人说反对意见，有时连起码的讨论也省去了，按照申请人事先写好的‘评审意见稿’改一改了事！有的已经确定好人选的假招标，劳民伤财还累人，有人用一两个月时间准备材料，大老远坐飞机来答辩，结果工夫都白搭了。”

    对此，学者李侠曾在《科学时报》撰文称：之所以我们的科技政策制定水平低下、资源浪费严重，是因为我们许多项目的评审与监督是基于偏好伪装背景下进行的。坦率地讲，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罪于评审与监督人员的素质与人品或者渎职行为，而是制度环境的特定产物。反对者很少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公开站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立场上，其成本是昂贵的。它可能会产生化友为敌、破坏自己的声誉、毁灭自己前途的种种恶果。在偏好伪装普遍流行的情况下，大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沦落为少数人和集团合法获得科技资源的程序游戏。

    浮躁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

    2006年度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被美国人收入囊中。美国媒体认为这表明美国整体科研实力的雄厚及良好的创新体系。

    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委员安德斯·利亚斯说，相对其他国家，美国在科研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美国的整个科研体制为科学家营造了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拿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来说，“他可以10年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

    对中国来说，达到这样宽松的工作氛围，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社会舆论也会为科学家们那么大的压力鸣不平，但另一方面，人们也经常会说：“国家投入那么多钱，总得有个交待吧！”层层期望压向科学界、压向科学家。整个社会都不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浮躁不只是在科学界。

    有位从事几十年科研工作，并且与国外学界经常联系的科研人员谈起我国科技界与国外的差距，不无遗憾地对《科学时报》表示：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氛围、环境、敬业精神等等都跟发达国家差得很远！

    但也有人表示：“我不认为中国人不聪明或者人性比外国人更差，关键是机制、体制向哪个方向调动、引导。”

    以反对学术腐败著称的邹承鲁先生同样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认识和道德，而是体制问题。

    邹承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由真正搞科学、懂科学的人来管科学”，变官营体制为竞争优胜体制，使一般行政管理人员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而让科学家成为科学界的主人。

    在经费申请、评价与考核机制上怎么做得更好，也还是有很大探索空间的，比如李侠建议“采取科研成果垫资与赎买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遏制利益集团的扩张与权力部门的权力冲动。只有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才慎重采用科技评审。而且这种重大评审必须公开，真正把评审人的责权利明确化”。

    关键是如何让科学家们静下心来，有一个好的心态、一个真正好的软环境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